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老常态的路子、简单粗放的发展路子难以为继了，在经济发展上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转方式调结构”，并希望上海“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当前上海正处在改革深化、动力转换的关键期，其中最为紧迫的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筑造经济内生增长的持续动力并继续保持引领作用。
新变化：
由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在经济增长的阶段转换期，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上海经济发展与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变化，即围绕需求结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增长动力结构加快调整的速度和效率。在消费结构调整上，对内强化个性化、多样化、长效化消费，对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在投资结构调整上，注重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赢利模式的投资机会。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瞄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注重新兴产业和服务业，按照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推动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打造“上海服务”和“上海智造”。在增长动力结构调整上，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科技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对于新常态下上海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问题，可依据世界经济论坛的经济增长阶段划分标准，即人均GDP达到9000—17000美元（2006年现价），增长阶段就进入了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阶段，人均GDP超过17000美元（2006年现价），增长阶段就进入创新驱动阶段。上海2013年的人均GDP14547美元，处于向创新驱动转换阶段。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美国经历了13年，德国经历了9年，日本经历了7年，韩国经历了5年。
依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发展经验，后发追赶地区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阶段的转换，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出现阶段性下降，或者说，在经济增长上升期TFP上升，在经济增长下降期TFP下降。人均GDP在5000-10000国际元阶段，TFP在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追赶和经济结构调整；当人均GDP超过10000国际元之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开始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上海目前的情形基本符合这一典型化事实。因此，2015年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发展目标转移到创新驱动发展上来，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城市进军，率先实现由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
新思路：
形成经济持续发展新动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上海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基本属于要素投入型增长。实现经济增长由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常态下上海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结构失衡的增长”是经济赶超的必然结果，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合理的经济解释：后进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系统性的高收益、高增长部门，动员大量资源配置到这些部门就会产生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进而带来快速的赶超增长。这在上海表现为三条路径：一是，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工业部门，并成为“世界工厂”。二是，经济开放带来市场规模的急剧扩大，对外贸易实现了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三是，城市化的空间集聚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报酬递增。这种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在经济赶超的前期和中期明显地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但也带来经济结构的日益失衡。
新常态下上海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打造经济升级版：以形成上海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为关键点，以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核心点，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为落脚点。体制升级与增长动力升级构成了打造上海经济升级版的具体途径。体制升级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经济增长动力升级，一方面注重整合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开放的推力和区域的合力，另一方面强调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内生源动力。前者不仅需要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而且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尤其是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在城市群的发展上，引领长三角各城市功能升级和协调发展。后者需要将上海建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引领全国和全球经济发展。
新任务：
形成“结构协调新增长”新机制
新常态下上海深化改革开放的新任务在于，需要找到脱胎于“结构失衡的旧增长”中某个增长机制并使其在“结构协调的新增长”中成为可能，是否可能的判断依据就是市场开放、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新红利。具体而言，当前上海经济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主要表现三个方面：确保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与复制推广上继续领先，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全球城市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
1、深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
（1）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完善市场体系。为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问题，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2）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取决于资本、劳动等要素的自由流动。首先，提升国有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的融资服务能力，使各类市场主体在获取融资资源上公平竞争。其次，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在依法维护农民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增强土地要素的配置效率。再次，发挥创新资源的参与能力，促进现代产业部门的扩张，使产业的转型升级依靠创新资源集聚。
（3）实施竞争性供给政策，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竞争性供给政策尤其体现在保护产权、公平性市场准入和反垄断等方面。一方面，推进国有资本投资改革，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行业布局进行调整：除自然垄断行业和外部性强的供给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中的垄断环节，因后发劣势而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壁垒高的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外，在市场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般性竞争领域，国有企业都应有序退出。
（4）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包括产业间调整，而且包括产业链调整，即注重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转移，积极引导资源配置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供应链等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2、深化要素配置全球化改革
（1）推进资本要素的全球化配置。新常态下深化要素配置全球化改革要求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跨境融资自由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全面开放。在利率市场化方面，推进存款利率上限的全面放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改革重点是确定中间价与扩大浮动区间，并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资本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果是不确定的，存在着明显的门槛效应，其中的关键就是有效监管资本流动。
（2）实施可持续外贸发展战略。一方面，保持外贸发展的合理速度与规模，在促进由大贸易向强贸易转变中，提升外贸质量、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增强高附加值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力增强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竞争力，实现货物出口与服务出口的协调发展，坚持多层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
（3）利用全球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利用全球资源方面，实行“引进”和“走出去”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大力引进外资研发机构和先进产业，提升外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推进“走出去”战略，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同时，扶持国内企业在海外并购研发机构、技术创新型企业，建立研发基地，主动利用境外研发资源。
（4）保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和复制推广上的领先优势。继续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按照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取向，着力破除转型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开放与制度创新继续保持领先的关键领域。
3、扩展城市功能，为全球城市夯实基础
对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具有控制力与影响力是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以现代产业体系为核心的后工业化结构明显；二是诸如人才、科技创新、金融、贸易等国际高端资源流量与交易量巨大；三是具有全球影响力。
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一方面，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以先行先试和营造环境为重点，不断提高金融中心的国际影响力和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着力提升金融服务水平，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在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上，着力提高市场开放度和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形成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步发展、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相互融通的发展格局。在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上显著提升航运国际服务功能，以资源配置型国际航运中心为目标，加快完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将注重科技创新资源密集、科技创新活动集中、科技创新人才聚集、科技成果辐射范围广，以及全球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策源地的功能建设。“四个中心”与科创中心的建设将为上海成为全球城市奠定坚实的基础。
